这“五误”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自媒体广泛传播，其社会影响不可小视。有些人过去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被处罚，现在受“五误”影响，通过一些途径指责和控诉计划生育。有的自媒体把过去的超生者称为功臣，说他们的超生是对社会的贡献。“五误”不利于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必要加以辨析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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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信一种非普适和欠科学的人口老龄化标准
国内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自那时以来发表的相关论著大都采用所谓“联合国标准”：不论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大小和人均寿命长短，只要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就认为出现了老龄化；这个比例越高，老龄化程度就越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不同，人均预期寿命差异很大，按一年一岁计算的时间年龄和反映实际衰老程度的生理年龄并不一致。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0岁，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50岁。上述标准对那个年代的发达国家也许是适用的，但是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多年近半百就已衰老，活不到65岁，上述标准不适用。后来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把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标准，也属于人为的硬性规定。从2020年187个国家公布的人均预期寿命看，大体分为四个年龄段：80岁以上的有28个国家，在70—79岁之间的有94个国家，在60—69岁之间的有56个国家，在50—59岁之间的有9个国家。一般高寿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较高，反之亦然。例如，2020年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是84.7岁，老年人口比例是28.7%；尼日利亚的人均预期寿命是52.9岁，老年人口比例是2.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把这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平分别划入超高等级和最低等级。第二，从心理学看，一个人在什么年龄形成老年心态主要取决于他的健康状况和思想境界。没有证据表明，当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后，会发生不利于国家发展的社会心理变化。不同人的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种种差异，在生活中难免遇到引起多种心理反应和变化的事情。把老年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当作老龄化起点，恐怕找不到心理学依据。第三，从医学看，老年人发生一些疾病的概率与中青年人相比高得多，但是多数国家的人口并非满65岁就进入各种疾病的多发期，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是否构成一般性和老龄性疾病的多发起点，尚未可知。国内外有些专家已经认识到上述标准的缺陷，探讨了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新指标。鉴于国际社会尚未确认新的人口老龄化标准，本文依然采用老年人口比例来分析相关问题。不少文章和言论看不到上述标准的局限，误以为是联合国正式制定的衡量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标准，难免影响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态势、原因和应对措施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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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把中国人口老龄化归咎于计划生育并加以责难
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00年达到7%，2021年上升到14.2%。用前述标准来衡量，老龄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中国老年人口占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健康状况改善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均寿命延长，没有理由归咎于计划生育并加以责难。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有5亿多人口。在1950—1960年代并未实行计划生育，人口规模急剧扩大，粮食不足和就业困难日益突出。国家在大力发展生产、增加供给的同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以求降低人口增速。当时计划生育政策不完善，避孕技术手段落后，群众中“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提倡计划生育的效果不明显。1974年，全国人口超过了9亿人，消费品供应不足和就业问题更加严重。当时粮食、副食品和布匹都是凭票限量供应，许多人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城镇和工矿企业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也实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多胎生育措施。直到最近十多年，国家才逐步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1978—202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经历了多次起伏，从18.25‰一度上升到23.33‰，后来又下降到6.77‰；死亡率从6.25‰上升到7.37‰；2022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比上年减少85万人。近几年一些青年人推迟了婚期和生育，出生率明显下降，死亡率有所上升。尽管如此，全国人口仍然从1978年的96259万人增长到2022年的141175万人，净增44916万人。这期间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67.77岁提高到2020年的77.93岁，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从1982年的4491万人增长到2021年的20056万人。1982—2021年，全国总人口增长了38.96%；6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了301.84%，比总人口增幅高出近7倍，这显然是引起老年人口占比上升的主因。根据2021年全国人口数据计算，实行计划生育的总人口是14.1亿多人，老年人口占比是14.2%；虚拟不实行计划生育的总人口是18亿人，老年人口占比是11.1%。虚拟老年人口比例比实际情况低3.1个百分点，人口数量增加却会大幅度降低人均收入。2021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虚拟18亿人口计算只有63537元，比按当年按实际人口计算的80962元少17425元，下降幅度为21.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人口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先后推出二孩和三孩政策。《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实行三孩政策旨在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可以起到预防人口达峰后过快减少的作用。不论是过去在城镇实行一孩政策和在农村实行1.5孩政策，还是现在实行三孩政策，都是计划生育国策的具体措施，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口形势下分别发挥各自特定的作用。应当总结吸取以往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更好落实现行政策。但是如果脱离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用现行政策去否定以往政策，那是一个应当跳出的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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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判中国人口未富先老
第二，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差异很大。以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为例。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工农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占45.5%、54.5%，美国这两个比例分别为22.7%、77.3%。两国工农业增加值和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等生产性行业增加值是按市场价格核算的；科教文卫和公共服务等行业增加值全部或部分是按投入估算的，价值指标可能从不同方向偏离实际服务质量和数量。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09366亿美元，按汇率转换成用人民币计量为1444122.9亿元，按购买力平价转换则为874312.4亿元，两种转换值相差569810.5亿元，这是非常大的差距。分别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把用人民币核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转换成用美元计量，差距同样很大。问题在于美国服务业总体价格水平虚高与核算方法的缺陷也有一定关系。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服务业占70%以上，对没有市场价格的服务按投入高估增加值并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夸大了它们的财富总量和由此反映的富裕程度。第三，现代和近代国家的富裕标准不同，不能用不同时代的标准来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富裕进程。西欧国家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先后发生了两次工业革命，那时的富裕标准较低，这些国家同当时的落后国家相比可谓先富起来，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是先富后老。如果改用21世纪的富裕标准衡量，这些国家出现老龄化时还算不上富裕。例如，法国1871年老年人口比例为7.4%，187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1876美元。用现代富裕标准来衡量，法国、瑞典等国家都是未富先老。1998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比为6.7%，用人民币核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28.7元。因为当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刚刚实现市场化，中国对外汇的需求大，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以利于扩大出口，所以按汇率折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829.7美元；按购买力平价估算，199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117美元，高于法国等国老年人口达到7%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当然不足以判断中国人口先富后老，只是说明用不同时代标准来衡量中国现在富与老的程度，结论会有所不同。第五，从国家层次看，现在中国的财富总量和综合国力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发达国家。2020年中国和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汇率折算分别为147227亿美元、27077亿美元，中国是英国的5.44倍，绝对额多出英国120150亿美元；两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0500美元、40285美元，英国是中国的3.84倍，绝对额多出中国29785美元。中国的财富总量和综合国力远远超过英国，由此给人民带来的福利是难以完全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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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视老年人口为社会的负担
社会上有些言论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和占比上升说成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实际上把老年人口视为社会经济负担，认为他们不创造财富，只消耗财富，是需要社会供养的群体。在人口统计中有一项指标是老年人口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一些文献中把这个比例的上升视为社会养老负担加重。这种看法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似乎有一定道理，毕竟当一个人衰老到不能自食其力的时候需要由他人养老送终。然而，这种看法把本来交叉融合的劳动年龄人口和老龄人口割裂开来，分为具有抚养和被抚养关系的两个群体，形成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认识误区。中国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低工资、高积累政策，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除了一部分用于维持本人生活和赡养家属之外，剩余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其他需要，没有提取和留存养老金。当时这样做有利于加速积累，尽快发展；城镇职工退休后由原单位或国家支付退休金，需要从在职劳动者所创造的现期收入中开支。这样可能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由在职人员供养退休人员。事实上，退休人员在过去的工作中所创造的财富扣除工资后，主要通过积累用于扩大生产并实现增值；他们退休后，国家或企业用现期收入支付养老金，可以视为返还他们在职期间所创造的一部分用于积累并增值的财富。如果没有他们当年在低工资条件下的高积累，就没有后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各项事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从入职开始就逐年为未来提存养老金。过去没有缴纳养老金或缴纳金额不足的退休人员按国家政策视为已经缴纳，这部分人所需养老金转轨后改从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基金中支付，也应视为返还他们过去所创造的一部分财富。这样做在客观上消耗了社会养老基金，如果一定要说是一种社会负担，那也是过去应留未留养老金的历史遗留问题。这部分退休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减少直至归零，到本世纪中叶将能实现劳动者本代积累养老。不过，目前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统筹城乡养老保障还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老年人口抚养比是统计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的一项指标，不具备真实反映社会养老能力和负担的功能。在全国就业人员中，65岁及以上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5.0%，这部分人非但不需要他人供养，而且还有能力供养他人；15—19岁就业人员仅占全部就业人员的1.2%，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口总体上不具备赡养老人的能力，其中多数人还得依靠包括一部分65岁以上人口在内的前辈抚养。1982—2021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按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数量计算，从人均1186.3元提高到153200元，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增长20多倍；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抚养比从8%上升到20.8%，大大低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按照目前国内职工退休年龄规定，一般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在职工作时间还不满40年就到了退休年龄，这不利于充分发挥劳动者在职期间创造财富的作用，也不利于养老金积累。现代劳动者特别是高学历人员的职业年限已经整体后移，本来应当相应延迟退休年龄，但是全国劳动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普遍延迟退休年龄不利于新生劳动力就业，只能有条件渐进延迟退休年龄。为了尽快实现本代积累养老，防止出现全国性养老基金收支缺口，将来可能需要适当提高养老金的缴纳比例或由财政拨款等途径予以补充，力争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更好理财使之增值。实行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应当与在职人员能力、业绩和健康水平挂钩，给各类高素质人才提供更长的在职工作时间，激励他们为社会多创造财富，同时为个人多积存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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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谋通过人口规模扩张来应对老龄化
多年来，有不少人主张全面放开生育，通过人口规模扩张来刺激消费和应对老龄化。这种主张未能统筹考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和资源环境条件，在认识上存在误区。从影响人口发展的多种因素看，未来中国人口规模有适度缩减、保持现状、继续扩张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在现有资源环境条件下最有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变化是适度缩减，其次是保持现状，最差是继续扩张。如果现在全面放开生育，长期内导致人口规模无序扩张的风险很大，不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当然也不利于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要求控制人口规模。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定位非常高，任务十分艰巨。诸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目标任务都同人口规模息息相关。单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言，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此后还要进一步增长，赶超发达国家。只有控制人口规模，才能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尽快增长，保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第二，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控制人口规模。中国就业人数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就业人数的总和。尽管国家长期实施积极扩大就业政策，想方设法增加就业，但是依然难以满足由人口增长推动的就业需求，显性和隐性失业人员数以亿计。2020年中国有7.5亿多就业人员，全员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13.86%、法国的20.13%、德国的21.27%、日本的26.32%。假设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来生产，大约只需要2亿就业人员，另外5亿多就业人员将成为过剩劳动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出现劳动力总体供给不足。至于高端人才不足和劳动力结构性缺口问题，只能分别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和调整就业结构来解决。如果人口规模继续扩张，将无法使全员劳动生产率赶上发达国家，很难彻底摆脱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两难困境。第三，资源条件制约人口规模扩张。中国各种自然资源总量位于世界前列，但是人均拥有量不同幅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耕地、森林面积、淡水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48.6%、29.8%、34.7%。可以说，国土资源对人口处于满载乃至超载状态，主要生态产品供给偏紧或不足。每年石油和木材、铁矿和铜矿等金属资源的消耗量都很大，对外依存度都很高。国内煤炭、石油和一些金属矿产储量正以不同速度趋于耗竭。例如，2021年底中国煤炭和石油已探明储量分别有2078.85亿吨、36.89亿吨，当年这两种资源产量分别是41.26亿吨和1.99亿吨。不考虑开采损耗，这两种资源的已探明储量按近年的消耗量计算分别只能用50年和18年。未来还可能探明新储量，但是潜力毕竟有限。第四，环境保护制约人口规模扩张。虽然国家为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做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全国环境总体质量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过去为增产粮食曾到处毁林开荒，围湖造田，造成环境破坏；后来为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而退耕还林、退田还湖，这样又引起耕地面积减少；现在为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保证粮食生产，加之工程建设占用农田后实行异地垦荒补偿，一些地方重新退林还田。在此背景下讲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应当保持人口规模基本稳定。第五，中国通过人口规模扩张来降低老年人口比例的潜力在历史上已经耗竭。自古以来，中国人口在大部分历史阶段上一直增长，到现在形成了巨大人口规模，实际上超过了适度人口总量。㉔撇开过去的情况不说，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2030年老年人口可能会达到3亿多人，设想未来通过人口规模扩张来使老年人口比例维持在现有水平不变，就得使2030年的总人口达到21亿多人。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和资源环境条件不能允许的，实际上也无法做到。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总人口增速大大低于由人均寿命延长所推动的老年人口数量增速，老年人口比例不可能通过人口规模扩张来维持在现有水平乃至有所降低。第六，目前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中育龄夫妇的生育条件差异很大。高收入阶层的生育条件较好，特别是一些经营成功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既有较好的多生条件，又有通过多生培养财产继承人的意愿；低收入阶层的生育条件较差，特别是外出农民工中的一些青年人存在就业难、收入低、住房差等困难，影响结婚生育。最近十多年来先后实行二孩和三孩政策，得到了一些育龄夫妇的积极响应，但是中低收入阶层中许多育龄夫妇面临一些实际困难，暂未生育二孩或三孩。如果在这种条件下放开生育，将为一些高收入家庭开绿灯；低收入阶层中的育龄人口在他们面临的实际困难解决之前可能依然不敢多生。由于高收入阶层人口数以亿计，一部分人通过显性婚内生育和隐性婚外生育，足以引起人口规模扩张，同时造成生育中的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