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养之家是新余市于2016年推出的一项民生政策，在全市范围内的农村推广，并在2019年将该模式延伸至城市社区。截止2023年8月，全市正常运行的颐养之家640家,入家老年人11282名，其中农村颐养之家562家，入家老年人9702名，基本实现了有需求的老年人全覆盖。

颐养之家的经营样态

目前农村颐养之家主要有两种运行方式。

一种是老年食堂式颐养之家，也是市政府所推动的“标准点”，全市范围内有480个。老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堂食或送餐，堂食费用是每月200元的伙食费，送餐费用则依据每个村庄的实际状况灵活调整，在50～100元不等。

一种是吃住一体式颐养之家，属于村庄灵活自主的自选动作，全市范围内共有107个，一般都设立在自然村较为分散的山区农村。老人每月缴纳200元就能入住，点内没有护理人员，自理老人出于解决吃饭不便的需求才选择入住。如S'村有23位入家老人，其中5人送餐，18人入住，全部是生活自理老人。有3位老人在大小便不能自理后，由理事会发现，村干部通知其子女带回家中。只招收自理老人使得责任边界相对明确。

无论是标准点还是吃住一体点，其运行架构基本一样，3～5人左右可以支撑起一个颐养之家的运行，具体而言：（1）分管干部：一般由村庄妇女主任分管颐养之家工作，基本要求是每天去场所巡查1～2次。（2）厨师：负责买菜做饭和厨房卫生管理，每月工资在2500元左右，规模较小的颐养之家往往由厨师兼任送餐服务和场所管理。（3）送餐员：村庄里的兼职送餐员，每月收入在500元左右。（4）管理员：吃住一体点相比于标准点，在管理场所上更为复杂，所以往往会另聘一位管理员。如B村有40位入住老人，管理员由一位72岁入家老人担任，每月工资1500元。

因此，从总体来看，农村颐养之家的运行表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行政标准性与村社灵活性并存，呈现出一种“政府搭台，社会唱戏”的良性互动状态；二是结构简单与功能明确，即便是吃住一体点，其目标也在于解决吃饭难问题而非护理问题，将颐养之家功能瞄定在助餐服务，运行架构简单清晰。

“助餐何以能助老”：颐养之家的养老效应

这样一个政府推动、村社参与、架构简单的颐养之家，以助餐为目标，在实践中确实解决了农村老人和家庭在养老过程中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调研，笔者团队走访了多个吃住一体点和标准点，包括明星村、普通村和条件较差的山区村，虽然不同村庄由于基础条件存在差异，其运行效果也具有差异性，但都产生了以下三种基本的养老效应。

基础价值：应对自养老人的吃饭难题。助餐服务最核心的目标群体便是那部分存在吃饭不方便的老人群体，在村庄中，当一个老人丧失配偶但又没有完全进入家庭照护的他养阶段时，就步入了一个以“磨日子”为特征的延长的自养状态。买菜、做饭没办法控制量，一日三餐难吃一口热饭，洗菜、洗碗等耗费体力等是他们面临的现实困难。颐养之家通过在老人能力范围内收取适当费用，为其提供了便捷且口味合适的热饭热菜。

发展价值：老人风险公共化、可视化。独居老人或是高龄半自理的在村老人，他们往往呈现一种“社会性边缘”的状态，活动范围萎缩在家庭内部，在村庄中成为难以被看见的群体，在家突发风险成为了老人、家庭和村庄的共同负担。颐养之家让这些老人重新被看见，通过固定老人吃饭位置的方式，村干部和管理员能够及时发现哪位老人没来就餐，并将情况在第一时间通知其家人，送餐同样具有发现风险的功能，送餐员兼具了“敲门嫂”的作用。

社会价值：提供社会参与的平台，形成社会助老爱老氛围。一位民政局局长的话很触动笔者，“颐养之家把整个社会面拉动起来，大家都知道这个‘离老人最近的平台’，只要过来捐物捐资一定会落在老人头上。”江西作为一个拥有较强尊老爱老文化的宗族性地区，在养老事业上表现出很强的积极社会状态，如何为这些积极的社会力量提供一个简单、实在的平台至关重要。调研中发现，每个颐养之家的运行背后都有一定的社会参与，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的捐物捐资、村小组自发筹款、学校和社会志愿者前来组织志愿活动等。颐养之家这一平台的打造，使得老人需求、家庭需要、政府推动和社会参与等多个养老主体需求之间形成了很好的匹配关系。

颐养之家成功的关键要素

本地颐养之家得以实现良性运转，其背后有四个关键性要素，推动形成了“政府提供底线式的制度要求，通过与社会互动不断生产出切实福利”的“政府搭台-社会唱戏”样态。

第一步是政府搭台，依托党建实现高位推动。

在2016年推动颐养之家工作时，由组织部牵头，通过“党建+”的方式输入合法性，以制定标准原则、注入资金以及纳入考核的方式实现从上到下快速推动。在书记主抓、组织部高位推动之外，还成立了颐养之家研究会，市长、书记担任会长，各局长担任副会长，吸纳商会等社会力量成为会员单位，将这项民生工作中心化，从而能统筹调动各类资源。在2023年颐养之家模式运转相对成熟后，这项工作也转交给市民政局，维持这一工作的常态化运转。

第二步是村庄自主运营，因地制宜地推动落实。

首先通过整合资源，完成了场地建设和基础运行。针对颐养之家，市财政提供5～10万元不等的改造建设资金。绝大部分村庄通过整合校舍等村庄闲置资产，将其改造成颐养之家运营场所，还有部分村集体经济较好、村庄乡贤能力较强、村庄助餐需求旺盛的村庄则通过企业捐款、社会捐资的方式建设起吃住一体点。

在日常的运营中，以“村干部弱监督、工作人员弱管理、老年理事会弱参与”的方式，实现一个低度参与但又切实有效的常态化运营。如在M村的吃住一体点里，妇女主任每天早晚过来看看情况，兼任管理员的入家老人主要负责管理场所设备，遇到情况及时通知村委和老人家属，老年理事会对厨房采购等进行监督，每个主体参与有限，但又抓住了关键点，保持了运转的有效性。

第三步是链接强大且积极的社会，实现必要的资源补充与社会监督。

社会的参与具有两个层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提供重要的资源补充。如C村的新颐养之家建设花费27万，其中上级财政补贴5万，村委5万，社会捐助达到了15万，其中不乏普通村民的参与。二是推动颐养之家的实际运转。在有积极体制和积极社会的前提下，作为中介的村委干部们不再需要过多发挥其积极性和自主性，更重要的是其能否尊重社会需求，依规建设场所、管理场所，以及提供堂食、送餐等基本服务。在社会积极参与的反向督促和积极反馈下，村干部得到了有效激励。正如一个村干部在被问到为什么普通村民愿意捐款、以及在弱考核下村干部如何有动力去运营颐养之家时表示：“谁家都有老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没这个需求，而且也是实实在在为村庄做好事。”

从颐养之家近7年的实践来看，该模式确实实现了“低成本、高福利和可持续”的目标，依靠政府小投入撬动了社会大参与。政府投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运行初期的场所建设投入，每个点花费5～10万元，二是常态化运行的站点维持经费投入，形成“市财政100元/人，区财政100元/人”的硬性标准，每年市区两级财政在农村颐养之家共投入约2400万，减轻了乡村两级自筹资金的压力。其干部坦言，“作为一项惠及全市范围的工作，2400万已经算是比较小的投入”，但其带来养老价值与社会效应显然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