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30日，民政部等十二个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通过进行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来提高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意见》围绕着养老服务人才，从“引、育、评、用、留”等关键环节，提出系统性政策措施，是国家高度重视我国养老问题，提前布局建设养老体系的表现。

但是从对全国各省市的养老机构和设施的实地调研来看，强调“养老服务的人才队伍建设”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高素质人才”不等于“高质量服务”

养老服务是高度人格化的照料工作，是实践性的，重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在养老机构内部的治理和组织，而非某些标准化的指标和规定。

从对多数县域敬老院和养老院的调研来看，一线护理人员大多都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女性，而男性护工的平均年龄更是在60岁上下，从业者的学历也普遍为小学和初中水平，甚至也不具备所谓的“专业护理技能”，但是一个县的范围内，养老机构都只能招到这同样素质的服务队伍，但是不同的养老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却是天差地别。

比如在F县，A镇敬老院的失能老人卧床后普遍能够存活5-10年，但隔壁B镇的老人卧床后仅能存活半年，最多不超过3年。同样的硬件设施条件、人员水平、乡土民情之下，真正影响“高质量服务”的关键，在于敬老院舍内部的治理水平，在于敬老院能否尊重老人、爱护老人，实现院舍整体的组织动员和社会性重建。

“养老服务技能”并不是养老事业的重点

《意见》指出，“到2025年，以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规模进一步壮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老人存在分类，大部分老人的养老需求不在养老服务技能，而那些重点养老服务对象，如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也不在于技能。

大部分老人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都处于“自养”阶段，即自己照顾自己的衣食住行、一日三餐，特别是农村老人普遍能够实现以地养老，在农村老家自己种种菜、做做饭、散散步、聊聊天就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自养阶段的老年人仍未脱离熟人社会，不会像住在养老院里一样陷入“社会性死亡”的状态。因此，普通的老人，能够享有劳动的自由，不会处于“等死”的生活无意义状态，便实现了低成本、高福利的养老生活。

而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来说，真正的照料也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对待老人的态度，特别是照料照护关系之下，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能否满足，是否还能够享有自尊，这种要求，并不需要护工有多高的技术和证书，而是需要他们有真心、耐心和爱心，是否真正喜欢养老这一行业，将工作当成有意义的、有成就感的事业。

比如在H县，许多老人辗转各个养老院就是为了找到护工A，护工A是一位年过60的大妈，并没有各种要求的证书和技能，但是她做事非常干练，对待老人也非常负责，脾气性格也非常好，被照护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体验都大幅度提高。而对于这样的护工，需要在地方社会内部进行资源发掘、人才识别和积极性保护，同样也是一种人格化的工作，而非指标性的考核与建设。

“高质量服务”和“高福利的养老”不能画等号

服务仅仅是养老的一个部分，即使有了“高质量的服务”，却将老年人看作需要管理和照顾的“客体”，没有真正地将老人当做主体，走到他们内心世界去，理解老年人所需、所盼、所求，仍旧会出现资源供给和有效需求的错配。

比如在东部某市的养老院中，退休干部住在服务水平到位、硬件条件很高的养老院中，却仍然要在吃午饭时买真空包装的熟食排骨，对目前的养老状态不满意，非常想念自己的子女，整体处于一种孤独、无聊的状态之中。因为“服务”在老人漫长的养老生活当中只占一小部分，而在人长达十几甚至几十年的老年生活中，如果一味地将老人当做需要被照料、被赡养的客体，就相当于把老人放在“等死”的“主体性缺失”的境遇中，即使有高质量的服务，也如同“笼中的金丝雀”，高福利的养老仍然不能够实现。

“高素质人才队伍”未能盘活现有社会性资源

“高素质人才队伍”、“高层次专业化人才”、“系统性政策措施”是政府希望再造一个社会性的养老系统，缺乏对实际情况的总体性分析，也没有对现有的人格化力量、社会性资源进行整合盘活，甚至对其造成了替代和损害。

首先是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的张力。国家已经形成了市县镇三级养老院舍的硬件支持网络，但是目前敬老院的入住率并不高，甚至是很低。许多敬老院院长反映，五保户选择分散供养，既能够得到国家发的各种补助，还能够维持在家自养的生活状态，而集中供养后，五保户就不能够直接得到补助，并且还失去了“自由”，因此，五保户普遍不选择集中供养。可见，目前许多养老政策本身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从而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如果再造一个新的“系统性措施”，一定还会在具体落地的过程中出现新的资源浪费。

其次是我国中西部县域的财政压力和经济状况。在中西部某乡镇敬老院，工作人员的月工资仅有1180元，共11名工作人员，但是通过外部的政策托底和院舍内部的治理，能够维持基本的养老需要，如果要引进高端人才、高素质队伍，中西部地区恐怕难以承受这部分的人员开支。同时，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家庭都是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高消费类型的养老服务，比如中某敬老院计划向社会开放，自理的老人每月收取900元，半失能老人每月1800元，全失能老人每月2600元，都是非常底线的收费，因此也不存在一个潜在的广阔养老服务市场，反而在大多数中西部地区，我们所能见到的养老服务市场多数是内生的、家庭作坊式的养老，提供的是托底的保障和服务。

再次，以村社熟人社会和农村集体土地为核心，在农村开展互助养老才是盘活治理资源，识别养老需求的应有之义。首先是对于自养的老人来说，温饱已然不成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打发时间，让老年生活过得有意义，就需要村社将老年人组织起来，适当地给予支持，引导老人自治、自主、自组织。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来说，也可以结合当地的敬老院舍与家庭养老院，动员在村的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减轻照料负担，提高生命质量。

最后，村社互助、家庭作坊等内生性养老模式往往是非正规的、内生性的、还在发展和探索过程中的，如果过于追求人员的“合规化”、“标准化”、人才的“外来性”，很容易造成对上述主体的替代，甚至是对这些事业的发展和建设带来阻力。

因此，从上述分析来看，建设完善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最为重要的是要将养老当成系统性、人格化的事业，一方面，养老与家庭生计、社会结构、市场状况等方方面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指标体系和队伍建设要先了解实际、切合实际；另一方面，养老不能只是通过“指标”、“标准”这些体制性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否则就会出现资源错配的困境，甚至是对人格化、社会性量的替代和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