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需求赋能”是指由于社会中老年人需求增多，主动或被动引起、激发相关活动的过程。这些活动是针对老龄化这一社会问题的众多行为或事项。

新加坡的老龄化、高龄化、失能化和家庭小型化等特征日益明显。其家庭规模缩小，已婚无子女和单身家庭比例上升，依靠亲属是新加坡老年人的主要生活状态。围绕着老年人群体而产生的社会不适应和生活困难升级为社会问题，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自我照顾难以实现，意味着适老化改造和长期护理成为现实需要；老年人社会地位变化和心理落差需要观念引导或心理疏导。

在新加坡长期尊崇的儒家文化、伦理价值等文化惯导下，“老年需求”的满足需要全社会和老年人自身的努力，由此驱动政府为回应老年问题进行规划和行动。构造老年友好社会逐渐成为新加坡全体共识，企业、志愿团体或其他社会组织、社区和家庭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

新加坡政府在养老服务领域起主导作用。

在新加坡政府积极有效的政策干预和老年需求的推动下，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管理机构设置层面，新加坡将公共养老和医疗统一划归于公积金局，成立专门的新加坡综合护理局以处理养老护理服务的规划、申请等事项。在养老服务提供主体层面，新加坡政府强调家庭应承担主要的养老服务供给责任，倡导以家庭为基础的居家养老服务。具体来讲，众多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通过公建民营的形式来提供。政府鼓励社区开展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提倡养老服务供给的私营化和差别化，鼓励市场实行有竞争的机构养老。

长期以来，新加坡形成了由养老需求赋能下的传统养老服务体系，在养老服务形式、内容上发生了细节性变化。综合众多学者的分析后发现，新加坡基本上形成了基于私人提供、以社区和居家养老为主体、机构养老为辅的养老服务模式。

大多数老年人在年老后都会经历失能或半失能，新加坡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中都为其提供护理服务，服务由个人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或自费，政府给予补贴（表１）。

新加坡关注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专门建立了适老化改造的老年公寓及社区，如海军部村庄、绿洲平台等社区中心。大多数养老社区都是集社区公园、农场、医疗中心和社区广场为一体的“一站式”生活便利养老综合体，内设幼儿园、购物商场、休闲、餐饮等。老年友好社区一般为那些中低收入老年人设立，具有资格限制且实行申请制。

此外，新加坡社区设有社区养老院、乐龄服务中心、紧急救助中心等内嵌机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蕴。一般社区养老的基层管理机制由３类主体构成，由公民代表构成的居民委员会、第三方公民咨询委员会、选区市政部门共同负责社区养老服务的实施和治理。

新加坡构建了失智患者友好社区，致力于创造一种包容、支持和参与式的友好环境并建立失智照护支持网络。除了常见的护理服务及机构支持，失智友好社区主要针对失智患者设立以下项目：

除提倡老年人自我负责，新加坡还强调那些有失能半失能老人或失智患者的家庭成员，主动学习照料、护理等专业知识。每年为参加培训课程的护理人员提供看护者培训津贴、家庭护理补助金和外国家政人员税收优惠。

按照心理健康陪护、失智照护、中风陪护、疾病陪护等不同情况和日常行为活动标准给予相应指导培训，提供指南及免费课程。同时强调陪护者也需爱护照顾自身，建立照护人员社群并为照护人员营造尊重友好的社会环境。

在养老服务体系中，行动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及其他养老服务提供者，作用主体是老年人。

一方面，信息联通和技术嵌入后，新加坡政府治理能力进一步集中和强化，其电子政务、部门网站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智能化、便捷化和一体化。新加坡借助数字技术完成了智慧城市公共服务系统、物联网等基础数字系统建设，数字治理能力极大增强，政府对养老服务的管理和监督能力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催生了养老服务新形态，提高了护理服务质量。老年人护理模式正在向以家庭为中心的非正式护理模式转变。信息技术改变了老年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及日常生活，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要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智慧养老及人工智能养老正是数字赋能养老产业的结果，是顺应老年人需求而产生的新型养老服务。在智能技术大量运用于新加坡居家老年护理的情况下，新的护理文化正在生成，但仍存在新旧文化间的冲突。

人工智能确实使养老服务产生巨大变革，不仅使老年人获得更好的照料服务、提高身体机能甚至获得行动能力，还优化了养老服务提供方的护理效率。

如前所述，老年人需求变化推动政府行动，全体社会也接收到这一信号，推动数字化技术进入养老市场。政府通过政策实施和政治活动，塑造了一种老年友好和“积极老龄化”的环境氛围。在本地文化的价值引导下，养老服务得以多方位供给。

同时，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府治理能力，也使服务提供者直接或间接地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数字技术结合老年需求后，形成了智慧养老、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养老服务工具。

总体而言，新加坡的养老服务体系确实体现了以老年需求为导向、数字技术驱动创新的特点，但养老服务质量不均、老年人的技术冷漠态度、老年人数字鸿沟、智能技术适老化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老年需求驱动与数字驱动的观念尚未得到有效结合。这种仅表面结合、实质上单项驱动的模式，也是新加坡养老服务存在不足的主要原因。

我国早期的养老服务处于多种混合发展的模式，包含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机构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和“自立养老”模式。后来，我国提出要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２０２３年５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要落实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建立精准服务主动响应机制，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保障机制，提高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和服务便利化可及化水平。

上述政策明确了我国养老服务建设的方向，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智慧养老、智慧医疗等进入市场，有必要在把握当前养老服务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对体系建设框架进行优化。基于新加坡的养老服务经验，构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框架（图２）。

老年友好社区环境构造需要政府和社会的积极作为，做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相互结合。在我国，政府既是部分养老服务的直接提供者，也是进行养老服务政策规划、政策制定、制度主导和底层保障的一方。但养老服务政策供给领域仍存在央地责任模糊、信息支撑有限、质量评价缺失、资源分配不均以及人力资源缺失等问题。

我国应转变政府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职能，构建以能促型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格局，在强调政府主导的同时，使政府职能向能促型政府方向转变。

因此，政府作为主导行动主体，应建立互联互通机制，与家庭、社区、企业机构、社会志愿组织、护理人才等各方主体充分协调沟通，推动养老服务内容方式的互补和结合。

在数字化时代，未来我国老年友好社区的构建内容，将从单一物质环境向多维度转变，构建主体从单一的政府负责，向老年人参与和多主体合作型转变。但现有养老服务仍缺乏上位法，有关养老服务的中短期规划和监管制度尚未及时响应。

目前，我国基于大数据的养老互动服务模式，仍存在需求表达边缘化、服务回应形式化、服务递送存在技术性冷漠、服务获取具有“数字鸿沟”等问题。应加强立法和顶层统筹，引导各主体在养老服务市场上形成“以老年人为中心”的氛围。

我国养老服务尚未形成以老年需求为出发点的良好态势，养老服务供需错配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在新型养老产品和服务方面。数字赋能已成为社区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策略。数字赋能社区高质量医养结合主要表现在人机互动生活化、供需匹配精细化、终端响应前置化和数据信息脱域化。

智慧养老系统中可穿戴技术可为老年人提供工具性帮助，但老年人对使用技术的了解非常有限，导致可穿戴功能与实际用户需求严重不匹配，可穿戴技术的潜力和实用性水平不高。养老服务的需求主体是老年人，应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

老年照护服务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尚未建立护理人才培训机制，服务人才缺乏和服务水平不高是养老服务产业有待改进的具体体现。同时，长期护理体系仍面临着家庭和社区照护发展缓慢、长期护理人员短缺和财政支持有限等问题，试点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仍不确定。由于护理服务标准、智慧型养老产品质量标准等尚未明确，导致当前养老服务供给良莠不齐。

护理人员是直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个体，应重视养老服务标准和人才培训机制的建立，从养老产品供给和人力资源质量方面改善服务质量。

我国应以“老年需求赋能”为价值引领、“数字赋能”为工具导向，建立能促型政府主导、需求赋能和数字化赋能集合作用、多方协同参与的养老服务体系。在新型养老技术融入传统养老形式的过程中，应以满足老年需求为着力点，注重技术伦理和智能技术的结合。

持续挖掘居家社区养老潜力并推进医养结合，不断提高数字化技术以打造适老化智能家居、智慧医疗等与养老服务相关的智慧养老配套服务体系，建立养老服务人员培训机制、养老服务质量标准体系和智能化适应困难群体帮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