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俊武:把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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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问题备受全社会关注,而农村养老为其中薄弱一环。《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1031万人,占总人口的22.0%;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023万人,占总人口的15.6%。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2.8%。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0岁。而2021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从全国看,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

随着人口结构剧变特别是农村老龄化程度加深,农村养老已成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艰巨任务中的突出问题——相较于城市,农村老龄人口占比更高,但养老资源更匮乏,面临更加复杂难解的养老困局——养老金水平低、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和专业机构及人员匮乏等等,甚至,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养老差距还在扩大。

2024年,民政部等2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这是中国首次在全国层面专门对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作出总体性、系统性的部署。《指导意见》提出的工作目标是,到2025年,农村养老服务网络进一步健全,每个县(市、区、旗)至少有1所以失能照护为主的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省域内总体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覆盖率不低于60%,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县域统筹、城乡协调、符合乡情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农村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2025年8月中旬,财新传媒主办中国养老产业论坛系列闭门圆桌“农村养老:如何补齐‘短板中的短板’?”,多位专家学者及实务人士与会讨论。会上,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党俊武表示,“在资源、人力和服务体系方面,农村和城市的差距确实越来越大。”他认为,破局农村养老难题最终要靠制度建设,即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和长期照护三项保障制度,以及与之对应的服务体系。而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的建设,“最终要钱,核心还是钱从哪儿来的问题”。

党俊武进一步建议,降低城市建设税费,开征乡村建设税费,逐步做到乡村建设税费结构和总量适应乡村振兴战略和应对乡村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际需要,“必须要有大动作,不是拿那个钱把农村的路修得更宽,最终经济发展还是要把钱花在人身上,努力做到人的发展优先于物的发展。”

近期,就农村养老的问题,财新《中国改革》专访了党俊武。


农村养老现状并不乐观



财新:农村养老的现状如何?

党俊武:关于农村养老,现在大家关注的养老金普遍过低只是问题之一。整体上,农村养老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现在已经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二是现在农村青壮年的备老问题。这两大方面,现在确实都不太乐观。

农村已经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又分两类。其中,那些相对低龄、健康的老年人,还有一定的自理能力,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是农业生产劳动的主体,他们的养老问题,主要还是将来万一失能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这涉及农村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的建设。这些老人不光有失能风险,以后还需要生活上的照料,也涉及一些疾病的治疗以及康复护理的费用。这些费用的准备问题,现在确实已经摆在面前了,因为他们收入比较低,要准备足够的资金,有一定的困难。特别是一些老人一直在当地生活、劳作,没有离乡打工,依靠那点农业收入,养老确实有困难。他们现在上了一定岁数,虽然一些地方给予补贴或者退休金,但整体收入水平比较低。

另外,那些已经半失能和完全失能的农村老年人的照料问题,现在也已经摆在面前了。他们也分两类,一是有子女照顾的,二是没有子女照顾的,比如民政部门的兜底对象。举个我老家陕西渭南的例子,那些已经不能下床活动的老人,包括“五保户”或者说一些比较贫困的老人,当地的民政部门已经集中供养了,他们的情况就好得多。还有一些不属于民政帮扶对象的,即中等收入或中低收入的老人,他们如果失能,情况会比较糟糕。整体上,有子女在身边的话,老人的生活能够好一点;子女不在身边的话,老人确实比较困难。说到入户提供服务,谁来提供?农村不像城市,由机构入户提供服务很难。我们调研发现,能够入户给农村老人提供服务的都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比如深圳郊区、江浙地区的农村,那些地方能够做到,但是,中西部的很多地方做不到,也包括粤北、苏北等比较贫困的地方。同样是东部,那些发达地区的农村老人可能还有一点服务,那些落后地区同样也很麻烦。所以,目前农村养老的情况就是,总的来看,已经上了岁数的老人收入较低,无法为将来(失能)做准备,而已经半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他们的照料问题比较严峻。

另外,农村的青壮年人口,为自己将来备老,以及赡养自己父母,确实也是很大的问题。他们也分两种情况。一是没有离开当地的人。面对经济下行,农业收入提高困难,他们要拿出一部分钱来,为自己养老做准备,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本身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比较困难。二是出去打工的人。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这部分人也相对比较困难,少数可能生活好一点,但是,他们在城市里面的收入其实并不稳定。还有一种情况,我称之为“两头人”,就是年轻时进城打工,后来因为年龄增长或者经济下行等原因,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回到农村的人,他们将来老了以后,养老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总体上看,农村养老的现状并不乐观,对于全社会养老来说是“短板中的短板”。

财新:对此,应该优先补长前者,还是后者?

党俊武:我觉得,已经躺倒了的那些老人,也就是已经半身不遂和失能的老年人,应该是重中之重和当务之急。在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人的养老问题。


根本上要靠制度,核心是钱的问题



财新:你曾提到,养老问题是社会问题,本质还是经济问题;农村养老问题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而农村地区老年人支付能力较弱也是客观现实。要补上农村养老的欠账,整体制度框架应该如何完善,所需的人、财、物又从哪里来?

党俊武:不光是农村养老,解决全社会的养老问题,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首先是改革和完善养老和医疗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就是加快推进长期照护的社会保障制度。这里的社会保障制度,我指的是养老、医疗和长期照护三个方面,不光是社会保险,也包括商业保险等。现在各方面关于社会保障的讨论很热烈,但是,重点放在个人养老金,光讲养老这一块,而医疗和长期照护的协同并进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从根本上,要把养老、医疗和长期照护三项保障制度,以及与之对应的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起来。这样,养老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就能得到制度性的解决。这样的制度安排,涉及方方面面、很多部门,各个部门现在也在抓紧时间做各种努力。

至于人、财、物,最主要的恐怕还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农村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能否建立,核心也是钱的问题。我的建议是:

第一,降低城市建设税费,优化结构,开征乡村建设税费,重新调一调城乡建设税费这个大盘子,逐步使后者总量增加,结构更有利于城乡一体化。

第二,从国有资产中划拨一部分,主要用于建设三大保障制度、三大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养老的短板。

第三,可以按照师范生的培养模式,定向培养乡村长期护理人员,并由国家承担培训费用,并予以补贴,提高他们的待遇。

第四,重点应对2040年之后的农村高龄失能老年人群,从现在开始就要把服务体系建立起来,从健康管理、生活照料到疾病护理、康复护理都要抓起来;还要改革殡葬制度,实行国家特许经营,终止殡葬事务商业化,规范不良殡葬社会风气。

第五,发展乡村银发经济,在农村的基础设施、道路、无障碍设计等等方面加大投入,特别是发挥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环境优势,吸引城里的老人到农村旅游、康养,增加乡村发展活力。

在上一轮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征收了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各样的税费,有力支持了各地快速的城市建设。这启示我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包括解决农村养老的问题,也可以开征新的乡村建设税费。这是一个根本的办法。毕竟,原来建设城市,农村也是作了贡献的。为了城乡协调发展,现在要换过来,开征乡村建设税费,从根本上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资金,并逐步减少城市建设税费的规模,使二者大致相当。不然,乡村振兴、农村养老的钱从哪里来呢?至于这笔资金具体应该怎么用,需要认真研究一下。

有了资金之后,除了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更好地发展现代化的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同时拿出一部分来解决农村养老的问题。这也有助于解决乡村经济组织方式问题,否则,农村难以改变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的局面,如何实现乡村振兴?

财新:除了物质保障,还需要做哪些准备?

党俊武:其他的准备,主要就是按照去年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的要求,“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强化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老年健康促进,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进一步激发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活力,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因为,有了三项制度安排了,又解决了资金问题,剩下的工作就是把养老服务网络建好。健全了养老服务网络之后,什么问题都好办。


高龄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失能问题



财新:面对不同人群养老待遇差别(包括城乡、工农、区域等差别)之类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社会矛盾交织而成的复杂问题,我们应该持何种态度?

党俊武:实际上,不同人群养老待遇差别导致的矛盾现在越来越突出了。确实应该把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养老待遇差别统筹考虑,按照以民生为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这些差异问题解决得越快、越及时,越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

财新:据测算,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2035年前后将突破4亿,到2050年左右突破5亿。你也说过,“最大的危机是2040年。2040年之后,60后、70后逐步进入80岁,他们进入80岁怎么办?”这些情况对于农村养老意味着什么?农村和城市乃至不同区域,是否需要有针对性的不同的养老模式?如何实现相关制度可持续?

党俊武:城乡面临不同的情况,但趋势是一样的。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村的情况基本上更严峻一些。城市的情况是60后、70后到80岁以后的时候会出现危机,但是,在农村的话,不用到80岁以后,他们就开始出现失能问题了,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调查发现,农村人口失能发生的年龄起点要比城市低。

进入80岁高龄以后,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长期照护的问题,也就是失能的问题,包括身体失能和精神失能。在这一问题上,城乡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城市的服务体系要好一点,而乡村的服务体系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根据调研情况,我觉得,2035年之前,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仍然在农村,其短板也在农村。所以,这方面城乡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对农村来说的。针对中央提出的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的任务,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过程中,按照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解决以往城乡发展过程出现的一些问题。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思路必须坚持。总体上,要从城乡公共服务的基本公平和公正角度站位,去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对此,《意见》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还要求“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在养老模式、养老服务网络上,无论城乡,应该建的都要建,但在具体模式上,城市可以有城市的做法,农村可以有农村的做法。一些将来能够进入城市的农村老人,就可以享受城市里面的一些养老服务。为什么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生活成本太高,享受养老服务的成本也很高,所以应该对他们实行优惠的政策。

当然,在农村养老模式上,也分几个层次。就是说,对于兜底对象,可以采取个人自愿和集中供养的模式,现在也是这么做的;对于那些低龄的、还能有活动能力的老年人,在发挥他们余热的同时,应该开办幸福院,让大家互相抱团取暖也好,这件事还应该继续做。可以由农村老年协会组织一下,并由相关部门提供一部分费用。随着经济收入增加和相关条件改善,特别是养老服务网络完善,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入户提供服务,这也是今后的一个方向性的举措。但是,没有条件的地方,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逐步采取新的集中供养的模式。不然,山里那么偏远,几十里路就住一名失能老人,怎么入户提供服务?

所以,集中供养是没办法的事情。子女不在身边,或者说子女照顾不了,他们还要挣自己的收入,老人不集中供养不行。另外,随着农民收入提高、观念改变,他们对高龄失能以后入住养老院的态度也有新的变化。所以,在养老的模式上,这方面要跟进。

至于相关制度,其实说的就是在养老、医疗和长期照护服务的保障制度。要实现可持续,主要是解决资金的问题,并把解决资金的问题和服务体系的建设衔接起来。比如说,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建设除了要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还要依托于刚才提到的养老服务网络的建设,需要把这些整合起来,但需要突出强调的是,要根据各地的实际,进行养老模式的一些创新。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城乡养老问题



财新: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加快人口城镇化及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乡村振兴如何与解决城乡养老问题相协调?2024年末,从城乡构成看,城镇常住人口9435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83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6478万人,减少1222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城镇化率)为67.00%,比上年末提高0.84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减少,包括农村老龄人口减少,是否有利于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又会对城镇养老产生何种影响?

党俊武:首先,这是一个好事。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新一轮的城镇化建设,特别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大举措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些国家战略行动,总体上对于解决中国乡村和城镇的养老问题,都是有利的。另外,核心的问题就是,农村人口进城其实有利于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如果农村的很多人都进了城,其实就是农民减少了,土地就腾出来了,这有利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他们进城了以后,扩大了养老服务和银发经济的总盘子。上一轮的城镇化主要是农村的年轻人口进入城镇,而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年轻人吸走了,把老年人留在农村了,导致农村空虚了。农村空虚以后,会产生影响农业生产、老年人无人照料等一大堆的问题。新一轮的改革,站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角度来讲,有利于把城乡养老问题整个盘活。这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已经失能的这些老年人,前面已经讲过。与此同时,对于现在的中壮年农村人口,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中之重。提高农民的收入,除了满足他们眼下的生产生活需求,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更多的余钱,拿一份出来为自己以后养老做准备。这确实是现在就要做的一件事情,要有政策储备,要有相应的激励措施。

比如,他们要对自己的养老有所准备,是买保险,还是别的金融产品?我们的金融产品、政策措施,都得跟上。此前,城里人在为以后养老做准备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个人养老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如果农村的一部分人有条件为自己养老做准备,他们的收入能拿出一部分来养老,那激励措施也应该跟上,甚至政策力度应该比城市的大一点。

财新:刚刚说的这些方面,包括在农村养老还是城市养老的问题,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规模经济的问题?以后会不会有一些公益性机构来干这件事呢?

党俊武:在解决城乡养老问题的过程中,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增加养老机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促进市场良性竞争,降低相关机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反对利润最大化。公益性机构只是辅助,当不了主体。现在很多学者提出要发挥公益组织的作用,不过,公益组织在中国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相对比较弱,未来的方向应该是由公益组织提供低成本的养老产品和服务,或者说由社会企业去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因为其价格比较低,所以,可以把民政部门负责兜底的这些对象的养老交给它们,实际上就是政府购买服务,这一块未来可以探索,其实还是政府在兜底。只不过,如果政府直接办这些养老机构,这里面就有问题,应该把它们交给社会和市场来做。


发达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并没有成功



财新:你曾说过,最近这些年,国外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没多少成功经验,失败教训可能更多,包括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你还认为,虽然日本现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技术确实先进,比如老年人康复、农村基础设施做得都比中国好,但是,他们在战略上是失败的。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在养老特别是农村养老问题上,除了日本,其他国家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或教训?中国在这方面如何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党俊武:应对人口老龄化是联合国提出的一个全球性战略,因为全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很长时间了,而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步进入,最终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要进入老龄社会,步入长寿时代。怎么应对?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要实施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这是联合国很早就提出来的。到现在为止,在联合国战略的框架下看,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在技术层面做得确实好,毕竟是先行者,比如,其养老、医疗和长期照护的保障制度相对比较完善。相应的面向中老年人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做得也不错。但是,现在社会上流行着很多的错误观点,需要认真纠正一下。

从总体上说,从技术层面,比如制度安排和一些具体的产品、服务这些方面来看,发达国家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从战略层面来看,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成功地应对了人口老龄化,基本上都是捉襟见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北欧国家,这方面的社会矛盾太多了。核心的问题就是,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不均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简单来说,一个蛋糕到底分给老年人多少,分给年轻人多少。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一大堆问题和教训,其代际矛盾还在不断加深、蔓延、发酵,它又会引发出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发达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并没有成功,甚至有些国家已经面临巨大的失败风险。

因此,我们要高度关注发达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上出现的很多带有端倪性的、灾难性的危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日本社会的“恨老情绪”。

我之所以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在技术上确实先进但在战略上是失败的,就是因为日本年轻人中弥漫着“恨老情绪”。近些年来,日本不时有专家、政客提出“老年人应集体自尽或自我了断”。这种荒唐言论竟然在日本年轻一代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从侧面反映出,日本的年轻人对老年人怀有极深的敌意。这方面的文章有很多。在日本,“恨老情绪”甚至成了网络上的流量密码。许多日本网友认为,老年人占据了社会资源,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年轻人的发展机会。这种情况也值得我们警醒。

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在战略上不成功之处还有很多,包括北海道等一些地区农村衰落,养老问题没有解决好;此外,日本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上也存在资金短缺、人员不足的问题。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更不用说了,在养老上也有一大堆问题。所以,我们不能简单提学习国外经验。

总之,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制度性的、根本性的、症结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是应该警惕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联合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高度来重新认识这一问题。中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尤其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过程中,在制度安排以及模式创新上应该结合中国国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考虑问题、提出办法。

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分蛋糕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矛盾和问题,这体现在方方面面。这是我们需要好好研究研究的,要发挥中国的优势,按照年龄平等的理念来考虑问题和想办法,实现共同富裕、公平公正。要说学习国外经验的话,主要应该学习他们的法治精神。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农村是一大关键。日本农村在基础设施上做得比较好,包括一些产品、服务甚至交通无障碍等等,但是,很多地方的农村衰败了,当地都没什么人了,这些硬件设施还有什么用?他们在制度设计以及具体的技术层面,包括发展银发经济、农村产业、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这些技术,但是,从战略上要走自己的道路。具体到产品和服务,我们还得研发适合中国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服务模式,集中发展普惠式的、适合中国情况和中国老百姓需要的养老模式和服务体系,而不是所谓的CCRC(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等所谓国际主流高端养老模式。

我的结论就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不是简单的小修小改,必须采取大动作,不然的话,2040年之后会积重难返。


从年龄平等角度考虑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



财新:中国的情况与日本不同,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其实相对来说是更贫困的。

党俊武:我不是具体去分析日本的代际矛盾、恨老情绪,而是在更高站位来观察它。我的核心意思就是,不管是分给年轻人的蛋糕少、给老年人的多,还是反过来,总之日本在养老问题上没处理好。日本专家也认为,日本没有根本性的改革,今天的危机是必然的。

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从年龄平等角度考虑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政策设计、模式设计。大意就是,通过全生命周期统筹、代际协同发展以及制度创新,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公平性政策体系,以实现不同年龄群体的均衡发展。应对老龄化需打破“老年群体孤立视角”,从“聚焦老年”转向“全龄统筹”,通过年龄平等政策促进代际共生。包括,在社区服务中融合老幼需求,推动公共设施适老化与适幼化改造;在经济政策中保障中青年就业与生育权益,避免代际利益冲突;同时,倡导文化观念革新,消除年龄歧视,构建全龄友好型社会,倡导中青年参与银发经济创新创业,等等。

总之,要构建覆盖从出生到老年的民生保障体系,确保各年龄群体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环节的资源均衡分配。当然,不可能绝对平等,但要大致均衡。一个国家是这样的,一个单位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也是这样子的,这样做就不会产生大的矛盾。

说白了,无论是养老,还是具体到农村养老,既不能光考虑年轻人、不管老年人,也不能光考虑老年人、不管年轻人。


改变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实现乡村振兴的“两张皮”状况



财新:你此前在财新传媒主办的中国养老产业论坛系列闭门圆桌“农村养老:如何补齐‘短板中的短板’?”上提到,建议把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个战略结合起来,认为目前是“两张皮”,如何改变这一状况?

党俊武:这确实是一个难题。核心问题在于,制定乡村振兴战略的人,不了解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甚至不了解全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人,也不了解农村的情况。这确实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这两大战略之间,应对人口老龄化既是乡村振兴面临的很多问题的一个基本背景,又是其重要内容。背景是说,第一,农村的人口正在老龄化,而且形势比城镇要严峻。第二,农村的年轻人口基本都进城了,主要是中老年人留在农村,很多农村地区都是人口的迁出地。上一轮城镇化过程的一大问题就在于,光考虑让年轻人进城,对农村老年人关注不够。所以,首先,我们要从认识上把这两个战略结合起来。其次,上一轮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光是年轻人进城了,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和空巢化严峻,农村的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否则会进一步影响农村的活力。农村没有活力了,那乡村怎么振兴?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农村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方式,能够从根本上去吸引年轻人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守正创新,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文件还就“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等作出部署,并提出,“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鼓励开展村级互助性养老服务。”这些内容十分重要,只有提高农民的收入并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才能让农村更多中青年人口愿意留在当地,从事现代化的大生产,同时也能为他们将来养老做准备。

这里面有很多的矛盾,要让农村的人留在当地,一方面要能够提高收入,另一方面要改善当地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公共服务。所以,不光是要产业留人,更重要的问题是医疗、教育、养老等留人。

总体上,从现在起一直到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短板在农村。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光影响乡村振兴战略,也影响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全局。所以,首先要从理念上树立系统思维,强调城乡一体化等理念。

在农村,要加强机构建设,健全基层老龄工作机构,并搞活机制,确保农村老年人的事情有人管有人问。要把老年人协会建立起来,还要提供场地、经费等方面的一些帮助。老年人协会是群众自治组织,是联系政府和人民的一个桥梁和纽带,要发挥好他们的作用。与此同时,它也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表达诉求、落实政策。总之,要针对部分农村地区老年人管理处于真空状态的情况,采取重大的举措。